孙立坚（复旦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从上半年经济金融数据来看，我国在缓解外部关税冲击和内部结构性挑战方面，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这可以从四大方面得到佐证。
一是出口和外商对华投资企稳。上半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2.9%，出口增长7.2%，进口下降2.7%。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较快，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贸易增长4.7%，贸易结构持续优化。外商直接投资最近也由负转正，在中美利差较大、全球市场避险情绪持续高涨以及美元稳定币的扩张等背景下，这有助于避免汇率过快贬值、流动性紧张等局面。
二是货币和财政政策发挥协同效应，促进居民消费增长，有助于价格修复。如上半年M2同比增8.3%，社融增量22.83万亿元（同比多4.74万亿元），其效果反映在支撑GDP实现5.3%增长，制造业PMI回升至49.7%。而且，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5.5%，快于城镇1.5个百分点。
三是在提供充裕的流动性和精准滴灌方面，货币政策和信贷支持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如央行结构性政策工具精准聚焦国家提出的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五大赛道，有力推动了银行体系向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等领域投放贷款，其余额已达到了103.32万亿元（同比增长14%）。
四是央行通过推出支持资本市场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推动制度型开放政策，疏通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其他宏观政策产生了良好的协同效应。如建立债券投资监测机制，重点监管中小银行激进投资，由此强化利率政策传导效率，防范资金空转。
下半年在巩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货币政策应继续配合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深化，寻求政策的协调性和一致性，以不变应万变，疏通依然存在的堵点和痛点问题，从而提高市场信心，促进以人民币为记账单位的资金，在共建“一带一路”、服务产业、数字经济领域等的跨境贸易，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形成良性循环。
为此，首先，需把握好时机释放流动性(如美联储打开降息通道之际)降准降息，加大精准滴灌的结构性政策的力度和宽度，同时要引导释放出来的资金用于增加股市和楼市的多头力量，在资源配置创新机制呵护下，确保资金配置效率和新质生产力构建与社会民生保障高度关联起来。把基于GDP目标的“投资于物”转向需求驱动型的“投资于人”，这不仅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民众后顾之忧的必要选择，避免同质化的投资和部分领域产能过剩带来的低水平“内卷”竞争。在当前环境下，要处理好货币、金融和经济的三者关系。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亟须发挥金融的润滑剂功能，推动资金良性循环。其中，盘活存量的问题(稳房价)和发展增量的问题(稳股市)对资金循环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在达到金融反哺实体经济的效果后，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监管政策都应该确保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坚持“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
其次，下半年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出现强势汇率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可能重新步入低息时代，美国政府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局面也会导致人民币升值。这种情况虽然对于我国防范资本外流、化解存量债务、非居民人民币需求的增加等带来利好，但也要提前警惕人民币过快大幅升值的情况。尤其是近期美元稳定币处于扩张期，需避免一些长期耐心资本在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失去耐心，转变成急功近利的投机资本，从而影响经济增长。
当然，接下来也可能存在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升高、避险资金重新选择美元、人民币被动贬值的情况，不过基于我国稳健的金融体系，这些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有限。因此，下半年，我国货币政策如果能聚焦“货币择时投放、金融服务精准到位、确保资金循环畅通的工具选择”这三个紧密相关的任务，那么将有助于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对国际贸易带来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国际投资者将越来越看好中国长期发展前景，以及为避免由美元主导下国际货币体系“特里芬两难”困境带来的系统性风险，而主动选择投资中国(“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甚至更愿意以耐心资本的思路投资中国项目，参与分享中国高质量发展带来的可持续的财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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